欢乐电玩城“成员无数”:一份马克思主义刊物
发布时间:2021-12-04 00:33

  “劳动是什么?就是做工。劳动者是什么?就是做工的人。劳动力是什么?就是人工。”(陈独秀,1920年8月15日)

  这是1920年8月15日创刊的《劳动界》第1册第一版中的第一句话。尽管是印在纸上的文字,但其营造的效果却类似一场露天集会,演说者陈独秀对着一群劳动工人,抛出问题,自问自答。其时,正值五四以后工人运动此起彼伏,“上海的战后罢工浪潮使得左翼知识分子感觉到有必要深入到工人阶级中去”(裴宜理,1993/2001:103)。在这个背景下,陈独秀来到上海,调查工人的生存状况,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准备发起一场进步的工人运动。在此期间,他还和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等人共同创办了《劳动界》,期刊头版的栏目命名为“演说”。

  裴宜理(Elizabeth Perry)(1993/2001:102)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像他们在世界其他地方的兄弟一样,上海工人阶级很容易被唤起。”但是,被唤起的上海工人们是否在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形成了自身的阶级意识?他们能否理解自己和资本家对立的普遍性?他们又可否突破有限的生活空间,知晓自己处于一个更大的群体之中,就像1793年“伦敦通讯会”这一工人组织的指导原则——“让我们的成员无数”(汤普森,1963/2001:3),从而拥有一种超越个人的力量?

  至少在历史学家德里克(Arif Dirlik)看来,当时的中国工人群体对此还理解不足,因为直到1920年代中期,“革命运动(才)使得阶级冲突在中国由一个抽象的概念变为一个现实的具体问题”(德里克,1978/2005:17)。同一时期,陈独秀(1920年9月1日)的调查也指出:“上海社会,分析起来,一大部分是困苦卖力毫无知识的劳动者。”因此,这些文化程度不高的人不大可能理解阶级问题。不过,他们恰恰是随后成立的中国要争取的对象,“因为这些工人和无产者的定义最为接近,理所当然地成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变革论影响的干部们的动员目标”(裴宜理,1993/2001:96)。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1920年的上海、广州和北京先后分别出现《劳动界》《劳动者》《劳动音》三份刊物,绝非偶然。本文选择上海出版的《劳动界》为研究对象,不仅因为在这三本期刊中《劳动界》创刊最早,保存最为完备,而主要由于“界”这个词蕴含的特殊群体意义。稍微熟悉中国近代史的人都知晓,“界”的内涵在清末民初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这个词作为一个表示有边界的区域的空间概念,在中文中也许要比在英文中更常用来表达社会和职业群体。当用以表示民国初年广泛涌现的社会群体时,它表明了一个多中心的亚文化圈世界(界):易于识别但外表相当松散”(萧邦奇,1995/2010:16)。由此可知,“劳动界”这个词透露了期刊创办者对一个新崛起的社会群体的想象。

  对工人群体称之以“劳动界”,这种说法起自晚清民初,多来自思想文化期刊翻译的西方文章。如《东方杂志》1912年6月1日刊登的《劳动界之新革命》,就翻译自“美国时文报”,主要描写美国工人的罢工情形。彼时,作为马克思主义话语的“劳动界”只是零星出现,因为“中国人对马克主义的兴趣非常有限,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政治和思想也没有什么重大的影响”。随后不久,思想界发生了变化,到了1918年至1920年代中期,马克思主义方兴未艾,“中国的建立与成长业已改变了其时的政治语言”(德里克,1978/2005:17)。虽然“阶级”并不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关注的最主要问题,但报章杂志开始大量论述工人与资本家的对立,加之工人群体在社会运动中崛起,“劳动界”的说法因此兴盛起来。

  本文即以此为时代背景,探讨马克思主义刊物《劳动界》的栏目设置及其背后蕴含的逻辑。本文认为,“劳动界”这一表述方式,代表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工人群体的想象、寻找和唤起,这种“创造群体”的任务蕴藏在期刊的特定栏目之中。具体而言,陈独秀等人在1920年创办的《劳动界》,其栏目设定意味深长,尤其是“演说”“界”和“读者来信”三个栏目,从形式到话语,规范了文本的表达方式,并显现出深刻的群体逻辑。在阐释完《劳动界》的栏目和逻辑后,本文将探究一个在新闻史上很少被讨论的问题,即:中国近代报刊因应启蒙或革命的需要而承担了许多群体动员的任务,这类报刊并不在少数,那么,它们是否呈现为某种相似的样式?

  《劳动界》在最重要的头版设置的栏目是“演说”,这与同时期的许多刊物以“社论”立足显著不同,比如同样是陈独秀主编、更为知名的《新青年》。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劳动界》的头版是“演说”而不是更为普遍的“社论”?这种诉诸“听觉”的栏目中蕴藏着创办者的何种设想?“演说”对其栏目下的话语表达又有何影响?

  陈独秀在《劳动界》第1册的“演说”题目为《两个工人的疑问》,非常简短。其中一个问题是:“有一个做工的人问我道,既然是劳工神圣,既然人工如此重要,为什么大家都说做工的人是下等社会,不做工的人是上等社会呢?”(陈独秀,1920年8月15日)如上所说,这个设问所营造的场景好像是作者正对着一群人在讲话。事实上,“演说”栏目中类似这样的设问俯拾皆是,且常常带着具有口语特征的词汇,造成一种集体收听的效果。

  单从媒介的特性看,“听”和“看”自然有很大的差异。沃尔特·翁(Walter Ong)(1982/2008:54)指出,“听觉起结合的作用”,但“文字和印刷却使人分离为个体。如果讲话人发文字材料请听众阅读,听众就成为读者,每个读者就进入他个人的阅读世界,于是,听众这个整体就被粉碎了”(翁,1982/2008:56)。纵观《劳动界》一年多的办刊经历,“演说”栏目贯穿始终,每册刊登两到三篇,多为创办者自主撰写。在第19册中,栏目刊登了一篇由日本人久留弘三原著、陈望道翻译的《劳动运动通论》,明确表达了“演说”类文章诉诸听觉的用意。“编辑者导言”如是写到:“我们劳动界,现在请这一位时常演说给我们听的,翻译外国一位替劳动界在那里奋斗的先生的演说给我们听。我们自己的演说,暂停。诸君总没有不愿意么?现在就请这一位细细翻译了,请诸君细细地听。”(久留弘三,1920年12月19日)

  因此,从栏目的设置、持续的时间及上述“编辑者导言”可知,《劳动界》的“演说”栏目尝试唤起的受众类别是“听众”而不是“读者”。沃尔特·翁的另一段话可以用来分析两者的不同:

  英语里没有和“听众”对应的“读众”这个集合名词,也没有这个概念。英语里固然有集合名词“readership”,比如说这种杂志拥有200万“readership”,但这个概念的抽象程度非常高。如果要把读者想象为一个统一的群体,我们就不得不回头启用audience(听众、受众)这个词,仿佛把读者当作真正的聆听人了。口语词也会形成大规模的统一群体(翁,1982/2008:56)。

  由此可知,《劳动界》的创办者将期刊的头版设置为“演说”,他们并不是在“阅读公众”层面上看待他们的读者;相反,期刊所设定的栏目及其文章,总体上是一种听觉取向的风格。这也非常易于理解,相对于同时期的许多思想文化期刊,《劳动界》所承担的任务,是要唤起文化程度不高的工人,并在他们当中营造一种集体感,对这一类人群来说,“听”比“读”更为适合。

  听觉取向的栏目,自然会影响到文字表达的规则。一种营造群体氛围的感觉,要求讲话人和听话人结成一体;而面对文化程度不高的读者听众,则要求语言最大程度地贴近生活。作为一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劳动界》的首要任务是揭示工人和资本家在阶级上的对立性。头版“演说”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其主要特色是运用群体话语中极富力量的“我们”和“他们”,并以工人们十分容易理解的场景和语言呈现出来。

  “我们”和“他们”所展示的内外之别,是群体塑造中最常用的策略。鲍曼(Zygmunt Bauman)(1990/2001:24)指出:“这两个相互对立的群体的部分,正如它们本来的那个样子,是存在于相互对立的关系中的两极的世界的地图中的,并且是这种对立,使得这两个群体对于我来说是真实的,我相信,那里有我所设想的、它们拥有的统一和一致的特性。”正因为有这样的效应,“我们”是“演说”栏目中最常出现的群体名词。在第1册中,期刊的另一个创办者李汉俊向“读者—听众”解释办报之缘由:

  工人在世界上已经是最苦的,而我们中国的工人比外国的工人还要苦,这是什么道理呢?就因为外国工人略微晓得他们应该晓得的事情,我们中国工人不晓得他们应该晓得的事情,我们印这个报,就是要教我们中国工人晓得他们应该晓得他们的事情。我们中国工人晓得他们应该晓得的事情了,或者将来要苦得比现在好一些(汉俊,1920年8月15日)。

  短短的一小段,有5处使用了“我们”这个称谓。“我们”拥有一种神奇的能力,当它被说出时,讲演者和听众、以及听众自身就好像自然地处于了同一个群体之中。这种群体内部的感觉,“是一种情绪上的温暖和充满了互相的同情”,“激起每个人内心的忠诚”(鲍曼,1990/2001:24);同时,这种感觉还会进一步扩大,即便是在现实中拥有很多分歧的阶级、性别和民族等,经过“我们”的塑造,其裂痕也会被轻易地掩饰,“仿佛它们是很像那个我们所知道的、小的、亲密的群体,仅仅是在一个更大的规模上而已。”(鲍曼,1990/2001:29)

  在“演说”类文章中,为了更加贴近读者—听众,“我们”还产生了一些变体,其中,“弟兄们”是特别符合工人特质的另一个集合名词。期刊的创办者之一沈玄庐特别喜欢使用该词。在第3册“演说”中,沈玄庐(1920年8月29日)写到:“弟兄们,俗话说得好,‘抬轿的也是人,坐轿的也是人’,‘大家都是十个月从娘胎里出来的’,这两句话,人人能说,却未必人人都懂。”在第5册中,“弟兄们”直接构成“演说”的标题,在《弟兄们!想想看!》这篇文章中,沈玄庐(1920年9月12日)又写到:“有钱的老板们是活吃了我们的血汗过活的,不比秋老虎凶几倍么?弟兄,有闲空的时候想想看!”“弟兄们”,这个称呼比“我们”更贴近日常生活,具有一种中国式的民间江湖色彩,对工人群体来说,尤能引起情感的共鸣。杨宜音(2008)指出:“在比较传统的乡土中国,存在着自己人式的‘我们’的概念。”“弟兄们”就属于这类话语,在这个词语的观照下,办刊的知识分子和劳动者、劳动者和劳动者之间都结成了“自己人”的关系。

  如上所说,“我们”和“他们”总是同时出现,互相构成。在社会斗争的情绪况下,“他们”往往成为被设想或认定为“敌人”。在《劳动界》中,“他们”不是抽象的表述,而是由具体的人构成,这些人往往是工人们易于辨识的群体。譬如,陈独秀(1920年8月15日)在“演说”中说:“有许多人不劳一点力,不做一点工,反而吃得很阔,住得很阔,衣服也穿得很阔,这还不算,还要把出力做工的人压在脚底下,不当人看待,这又是什么缘故呢?”这里的敌人就是不劳动的人。李汉俊也曾举例说:“我们再看看那做东家、有钱的人,一天到黑一点事情也不做,天天睡到多时候了才起来。起来了之后不是文麻雀,就是谈天。不是跑马车就是做汽车。不是逛窑子,就是抱小老婆。不是逛大世界,就是逛戏园子......”(汉俊,1920年8月15日)

  此类口语化的表达在“演说”类的文章中随处可见。“不劳动的人”“东家”“有闲人”“有钱人”“老爷”“阔太太”等口头称谓,成为工人群体构成的劳动界之对立面。对于群体感觉的塑造而言,找到具体的“敌人”是非常关键的,正如鲍曼(1990/2001:25)所说:“为了这个群体的凝聚力和它的统一,它必须假设一个敌人,来划定和保卫它自己的边界,并且形成内部的忠诚和合作。”鲍曼的说法有后现代的意味,事实上无论敌人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他们”必须被发现或创造,并用可以理解的语言表述出来。

  在中文中,“界之本义乃边陲、边境之意”。从清末开始,“界”逐步成为新职业或新力量的指代,有一从“省界”向“业界”变化的过程(章清,2014:172)。萧邦奇亦指出:

  随着1905年科举取士的废除,作为社会概念的“绅”的特殊地位开始没落。在一个精英从此来自多阶层的社会,表达社会身份和现实的新方式开始出现。通常被翻译成集团或团体的汉语新词汇“界”,如“政界”“商界”等等,不断出现在清末民初的报刊和其他事务性报道中(萧邦奇,1995/2010:16)。

  在1920年以前,报刊上很少出现“劳动界”,欢乐电玩城因为“界”往往是知识分子或社会权力机构的专利,只有他们才能自我表述,如“学生界”“教育界”等。而作为动员对象的“界”,首先是应因清末启蒙思潮和女性解放而出现的“女界”;对工人们而言,他们向来缺乏自我表述的能力;作为动员对象,他们也只有等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兴起后的1920年代,才正式成为他人眼中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

  《劳动界》关于“界”的想象直接地体现在栏目的设置上。起初,第1册栏目由“国内时事”“国外时事”“国内劳动界”“国外劳动界”等栏目构成;从第4册开始,与“劳动”无关的时事被删除,栏目变成了“国内劳动界”“本埠劳动界”和“国外劳动界”,并稳定下来。这三个栏目分别对应全国、上海和世界,《劳动界》的工人读者们借此看到了遍布世界、近至身边的工人运动。

  “本埠劳动界”栏目刊登的是上海工人运动的消息。从第1册开始,即以《上海米贵罢工的情形》为题连载。这篇系列性报道,涉及了不同行业、地方的工人群体的抗争。此处仅列举第4册的3个例子:

  (三七)浦东陆家嘴地方英国人办了一个祥生造船厂,厂内的工人,因得米贵的缘故,要求增加工资。不料一无所得,于是从八月九号起,相约大家罢工,后来的结果,还不晓得怎样哩!

  (三八)杨树浦地方,日本人办的第二纱厂,从前因为米贵的问题,工人也曾罢了一次工。现在有些工人,还是有些不大满意......(劳动界,1920年9月5日)

  这些不同地点、不同行业的人因此进入了上海工人的视野。尽管其活动范围局限在本市,但如果没有这些消息,上海工人即便再熟悉自己的城市,也很难超越地理的限制,而知晓本市的工人抗争的普遍面貌。“陆家嘴”“杨树浦”等并不陌生的地点、“药业”“造船”“纱厂”等行业在新闻中的展示,使得工人们以城市为界,看见了自己所在的群体。

  相似的情况出现在“国内劳动界”和“国际劳动界”两个栏目中。从第4册开始,“国内劳动界”栏目开始刊登《最近劳动界罢工运动一班(斑)》,首先列举城市,“(一)芜湖(二)苏州(三)杭州(四)如皋(五)广州(六)南昌”,然后分别详细报道各地方、各行业的抗争事件,如第一条“(一)芜湖做账簿纸马折子的工人很多,素来的工资是很少的。这几个月里头,米价一天一天的贵个不住,这些工人的生活当然是挡不住的了,于是要求坊主加点工资,房主哪里肯加......”(劳动界,1920年9月5日)新闻逐渐累积起来,这些天南地北、各行各业的工人的抗争,源源不断被呈现,工人运动因此突破了上海城市的界限,变成全国性的事件。

  作为一种世界主义学说,马克思主义的目标是全人类的解放问题。因此“国外劳动界”栏目所报道的新闻遍布世界各国。从第1册起,栏目即连载日本学者山川菊荣(1920年8月15日)所著的《各国妇女劳动运动的大势》,描述女性劳动者的抗争。从第2册开始,又关注英国妇女运动的近况。第5册则对“英国矿工罢工风潮”做了详细报道,其开头如是写:“路透社八月二十六日伦敦电,矿工投票的结果,就目下所发表的看来,大多数人主张罢工,要求每天增加工钱两先令,将家用的煤价,每吨减值十四先令两便士。这是政府所坚决反对的。”(劳动界,1920年9月12日)该册同时还报道了诸多国家工人的罢工情况,如《意大利的罢工风潮》《美国白煤矿工大罢工》《万国劳工大会成立》等。

  由此,从本埠、国内到国外,《劳动界》用固定的栏目“界”,描绘了一幅从世界、国家到上海范围的工人抗争的群体图像。“界”是一种窗口,引领着读者的视线,使之看到了更为广阔的世界,从而获得一种身在更大群体之中的感觉。以“界”作为栏目,并非《劳动界》的首创,早在1903年,《苏报》就设置了“学界风潮”专栏,专门报道,对当时学生群体的革命化思潮推波助澜。即如黄旦所说,“界”的意义有两层,“第一,散落四处并以地方为界的学堂,借此窗口结成无形而可见的网络,得以相互观摩,互相交流并‘互勘优劣’,学界互动有了基础和可能。第二,作为一种新兴的教育方式、制度和机构,新式学堂的整体面貌——也就是整个新学界被集中突显在人们面前,引发了社会关注。”(黄旦,2016)

  与清末积极行动、具有相当知识水平的学生相比,1920年工人群体的文化水平低,行动力不足,还需要他人为其表述与动员。在《劳动界》创办者的认识中,工人们尤其需要意识到自身处在一个广阔的群体中,拥有巨大的集体力量,从而可以形成此起彼伏的抗争。这从“界”的栏目设置和报道方式中即可看出。媒体具有扩张的效应,能够使得偏于一隅的事件变得普遍化,就像塔罗(SidneyTarrow)(1998/2005:64)所说的:“与其说大众报刊使造反变得崇高,不如说大众报刊使造反变得普遍......如果有人从本国报纸上得知他国人民的起义推翻了统治者,那么推翻统治者在任何地方都会成为可能。”

  在中国近代的报刊实践中,为了与读者建立关系,在栏目上设置“读者来信”几乎是所有报刊的做法。这正体现了麦克卢汉(1964/2000:256)的观点:“书籍是一种个人的自白形式。它给人以‘观点’。报纸是一种群体的自白形式,它提供群体参与的机会。”即便这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劳动界》还是呈现了一种特别的开放性,安排接近三分之一版面刊登工人的文字。考虑到工人们普遍较为低下的文化水平,这种开放性更加耐人寻味。

  通过开放版面空间,《劳动界》的创办者力图将期刊塑造成工人们“自己的刊物”。第1册即刊有《一个工人的报告》(翼成,1920年8月15日);第2、3册刊登“征稿通知”:

  本报宗旨:是要改良劳工阶级的境遇的,对于工人现在的境况,当然尽力调查,尽心记载。但是恐怕我们调查,不能处处都到,一切情形,不能细细采集,所以我们很欢迎工人将自己要说的话任意投稿到本报来,本报决计赶快登载(劳动界,1920年8月22日)。

  随着刊物的出版和发行,以工人第一人称叙事的文字占比愈发提升。第3册起,“读者投稿”成为常设栏目。这个栏目及其话语,强烈体现了期刊创办者对工人彼此发现、联合和行动的愿望。

  第3册“读者投稿”栏目,一位署名为“幕痴”的读者来信:“我读了陈望道先生那篇‘平安’,也不晓得发生了多少感想。因为我们的生活没有一时一刻不在‘平安’这两个字的反面进行。”(幕痴,1920年8月29日)这封信说的是读后感,其表述方式在报刊实践中司空见惯。但是《劳动界》的做法不同寻常,在刊登的来信后面,紧跟着文章作者陈望道(1920年8月29日)的回复:“劳动界的痛苦和悲惨,真是看见就要酸鼻,听到就要伤心,我们恨不能马上把它细细传出。前期我忽忽忙忙地做了一篇,居然就引出这么一篇写实的鸣苦的文字,足见悲苦已极,解决的时期就在眼前了。”

  读者写信表达阅读感受,足以证明文字得到了有效的阅读;办刊人兼作者即时回应,并置刊登,表达的是对读者行为的鼓励。《劳动界》常常在“通信”类栏目运用此方法,扩大刊物影响力。如第5册,一个叫“文焕”的杨树浦路电灯工厂来信,个中写到:

  独秀先生:你们刊行一种出版物,叫做“劳动界”,已出版三册了,我买了几份,送给我们同伴的工人,我们同伴的工人,多喜欢你们所办的劳动界......现在你们所刊行的劳动界,我们苦恼的工人,有话可讲了,有冤可伸了,做我们工人的喉舌,救我们工人的明星呵(文焕,1920年9月12日)。

  这个来信表达的意思很多,期刊创办者选择将此信件公开,潜在的意义是让分散的读者们知晓:一是期刊很值得看,二是有很多工人们都在看,三是工人们可以投稿来诉苦。通过这种方式,分散的读者确认了一个群体的存在。

  确认读者群体,对于报刊来说意义重大。没有哪一份报纸不希望增加自己的读者群。将个体读者积极的声音展示给其他分散的读者看,这种声音就能够获得一种普遍性,起到创造集体力量的效果。就像塔尔德(Gabriel Tarde)对爱德华·德律蒙(Edouard Drumont)之所以成功复活反犹太主义的探讨:

  他最初的煽动回应了人民的某一种心态。但是,倘若他的声音没有人听到,没有人回应,也没有表达同样的心态,他的煽动就纯粹是他个人的声音,几乎没有了强度,更不会有感染力,这个声音也不会意识到自己的存在,表达它的人创造了一股集体力量,虽然是人为的,然则是线)。

  除了确认读者群之外,来信类文章的具体内容可以概括为“诉苦”“抗争”“联合”三类。“诉苦”是一种情感化的表述,有利于读者产生共同之感;“抗争”具有行动化的诉求,是教化和动员的重要目标;“联合”是对工人群体组织化的诉求,有利于运动的持续和深入。

  “诉苦”是以第一人称讲述的苦难。读者“翼成”曾在第1册中写到:“我是一个工人,在工厂里做工,受了资本家的种种非人道的待遇,真是难忍得很。今天将他最残酷的几种手段,写出来对大家的报告,还希望关心的人快快设法来救济。”(翼成,1920年8月15日)这样的文字,实际上描写的是工厂工人的普遍遭遇,将之呈现和传播开来,能够引起其他受苦人的共鸣。在这个意义上,诉苦具有一种公共性,人们因为共同的苦难而有患难与共的情感。

  “抗争”的文字则充满对资本家的仇恨,并积极指向行动主义,这是“来信”栏目表达的最主要诉求。如第8册“读者投稿”揭示的是资本家的罪恶:“我们劳动界的同胞呵!我们要快觉悟,想一个办法,使那些狠恶的资本家,把我们自己吃不了的那六七十滴汗拿出来还了我们,不要我们的命。”(劳动界,1920年10月3日)第15册,读者沈一明呼吁打破工头制度:“我是一个排字工人,我现在某某印刷所做工。我们排字工人受工头的害着实不少。兹我把他——工头——的弊处先说一说,然后把打破工头制度的办法再来商榷一下,并请我们同行快些起来改革改革。那就是我们工人的福音了。”(沈一明,1920年11月21日)

  “联合”是马克思主义者希望工人群体实现的另一个重要目标。《劳动界》报道了很多世界各地的工会组织。在来信栏目中,联合的诉求常以第一人称表达出来。如第7册,海军造船所工人李中在信中呼吁:

  我们少数同声同类的工人,再联络多数同声同类的工人,成一个大团体。由我们的大团体,再联络他一大团体,以成中国一大团体。由中国一大团体,再联络他国的大团体,以成世界一大团体。世界的团体啊!中国的团体呀!我们团体呀!发端就在我们少数工人(李中,1920年9月26日)。

  我是一个工人,到上海来差不多有一年之久......一定要谋一个最妥当的、最容易的法儿来救济,那么就是要结团体组织工会,现在听说那热心运动的工人,已经组织了一个上海机器工会,他们的宗旨、目的洽合与我们现在要求的相合,真是好极了,我已经入了会(黄雄,1920年10月23日)。

  如上所示,来信类文字显示了《劳动界》的开放性。而作为开放空间的《劳动界》之所以可能,与报刊的媒介样式息息相关。“首先,报纸是定期、多次发行的(至少每周一次)。其次,因为期数多,每期报纸都包含各种消息。再次,报纸都有前后一致、容易辨认的标题或格式。”(斯蒂芬斯,2007/2014:101)在这个意义上,报刊和书籍有显著的不同,书籍往往具有一种封闭性,不能容纳作者以外的人表述观点;报刊却是一个连续不断的事物,可以拥有多个作者,并且这些作者还可能是它的读者。由此我们可说,报刊是一个开放空间,它提供了多种读者参与的可能性,“这种参与是公共的而不是隐私的,是包容的而不是排他性的”(麦克卢汉,1964/2000:264-265),即便读者的文化程度很低,仍可实现。

  1920年下半年,各行各业、不同城市的工人运动,就这样呈现在《劳动界》的栏目里。工人成为可见的群体——不仅被其他社会力量所看见,也被工人自身所见。分散的工人们可以感受到自己处在一个更大的群体之中,进而意识到自身的力量,其情形就如汤普森(1963/2001:836)对英国工人阶级形成时的描述,“工人们就这样超越了自身的经历,他们借助于自己含辛茹苦所获得的不规范的教育,形成了有组织的社团,这是最重要的政治现象。”

  客观而言,《劳动界》的发行和阅读情况并不十分清晰。本文的探讨只是基于文本,反映的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通过刊物想象、发现和动员工人群体的实践。从期刊的样式看,《劳动界》的栏目设置显著地体现了群体逻辑。通过“演说”设定听觉模式,形成期刊和读者间口语式的联系,这是刊物创造集体感的首要表现,正如德布雷(Régis Debray)(1991/2014:299-300)对社会主义集体性的描述:“是一种集体信仰而不是一种个人主义信仰。因此它要以很强的口语性联系为基础:会议讲话、大会发言、讨论会。”“界”的展示,使得原本分散和隐匿的事物,被集中呈现出来,“具有了前所未有的‘可见性’”(黄旦,2016),读者借此看到了与自己经历相似的很多人,因此可以消除孤独、获得慰藉、增强力量。最后,“读者来信”不仅确认了读者群的存在,还以第一人称的叙事方式,强化了工人群体的主体性,其效应就如塔罗(1998/2005:69)所说:“《百科全书》和其他类似期刊的读者,都感到彼此有一种共同的身份。其实通过订阅同样的报刊,他们和虽不相识却有类似观点的人已经结合在一个无形的团体中。”

  1920年创办的《劳动界》,具有一种特定的刊物风格,回应的是近代中国启蒙和革命的社会思潮。清末民初,各种社会力量重组,新兴阶层渐次登上舞台,并尝试扩展自己的影响。“没有一个派别不希望办自己的报纸,以便拥有一个簇拥它的公众,超越它那个派别的圈子,造成一种它沐浴其中的流动氛围,也就是使他风光的集体意识。”(塔尔德,1969/2005:219)其结果是,近代中国出现了许多以特定人群为读者对象的报刊,章清指出:

  “阶级意识”催生出对下层民众的肯定,是影响巨大的转变。如果说“业界”的形成仍是精英观念的写照,有了阶级视野,则集团力量便能依托大众层面展开。这既意味着中国社会的分化,也表明针对相关阶级进行动员成为可能的选择。以报章之创办来说,20世纪初年频频出现以特定社会阶层为阅读对象的报章,即清楚说明这一点。可以说,伴随中国社会的重新组织,针对特定的人群办刊也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这是基于传达某一社会阶层的诉求,或针对特定的“阅读公众”(章清,2014:191-192)。

  如其所说,中国近代报刊实践对特定阶层进行启蒙和动员的首要对象是读书人群体。譬如,维新时期的《时务报》和《知新报》等,其读者对象主要是官员和士绅。进入20世纪后,启蒙的目标转向下层社会,一些报刊的栏目或版面已呈现出群体塑造的痕迹。1900年以后,“演说”开始分布在以平民为对象的白话报和妇女期刊中,原因是这些读者难以阅读和理解深奥的文字,而只能听懂浅白的语言。譬如,初创的《女学报》即设置“演说”栏目,将其表述为“我以笔代口,君以目代耳”(女学报,1902),确定了版面的听觉意义。与此同时,还出现许多专门以“演说”命名的报纸,如《湖南演说通俗报》《河南白话演说报》等。这些报刊从名称即知其听觉取向,内容浅白,以普通大众为目标读者。相对而言,“界”这种手法的运用,早期主要面向有知识的学生群体。除了《苏报》上著名的“学界风潮”外,《岭南学生界》设有“上海学界”“中国学界”“外国学界”栏目;四川的《广益丛报》亦有相似的学界报告,如“阆中县学界来函”“东京学界报告”“简州学界”“懋功学界”。这是晚清社会面向学生阶层兴起时的一种群体动员。同时,随着女性解放思潮的兴起,“女界”成为一个新兴的栏目,如1904年的《女子世界》,设置有“上海女界”“嘉定女界”“无锡女界”“苏州女界”“南浔女界”等栏目。与“演说”和“界”相比,“读者来信”是报刊实践中更为普遍的做法。在早期传教士中文报刊中即有零星体现,《申报》创办后更是注重和读者的关系,刊登大量读者来信,并与之互动。费南山(Natascha Vittinghoff)(1998:265)指出:“《申报》馆与读者的关系非常密切。有时候在两天的时间之内已经有对前一天读者来信的反应。”这种情况在后来的报刊实践中持续下来,在面向知识分子的刊物中尤为显著,譬如《时务报》和《新青年》。

  中国近代报刊直接以“界”作为名称的并不罕见,但多面向知识群体发行,如1903年创办的《湖北学生界》,“即可看作‘省界’向‘业界’过渡的产物”(章清,2014:175)。相较而言,《劳动界》有明确的指导思想和政治诉求,其首要任务是让文化程度较低的工人意识到自身的阶级属性,意识到自己处于“成员无数”之中,从而促进其抗争与联合。从栏目设置看,《劳动界》综合运用了“演说”“界”和“读者来信”三个栏目,最大程度挖掘了期刊发现和创造群体的能力。就在同时,社会中出现了许多面向工人群体的刊物,如《劳动音》《劳动者》《劳动与妇女》《工人周刊》等,这些刊物同样在运用“栏目的政治”。《劳动音》,其发刊词即是口语式的,从仅存的2期内容看,刊物亦设有类似“国外劳动界消息”的专栏。《劳动者》虽然由无政府主义者创办,但早期也宣传工人运动,设有“国内罢工运动概况”“外国劳动运动的趋势”版,并从第3期开始刊登“工人通信”。1921年2月创办的《劳动与妇女》以女性劳动者为动员对象,创办者之一沈玄庐直接称呼读者为“弟兄们、姐妹们”(玄庐,1921年2月13日),且该刊经常刊登演说词,请读者“以目代耳”。在这些同时期或稍晚的刊物中,北京小组在1921年7月创办的《工人周刊》影响较大,其栏目设置的意图与《劳动界》更为接近,除“评论”外,主要由“劳动新潮”“工人谈话”和“讲演”等构成——“劳动新潮”报道国内外劳工运动的情况,“工人谈话”刊登第一人称的读者来信,“讲演”则摘录演说词。

  由上可知,《劳动界》呈现了1920年代中国涌现的一类刊物的风格,其栏目设置蕴藏着深刻的群体逻辑。客观而言,“演说”“界”和“读者来信”这些栏目每一个都不是它的首创,因此不能说是独一无二,但它却首次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将中国城市中地位最低、潜力巨大的工人群体看作社会力量,对其进行唤起与动员,这种前所未有的政治诉求使其成为中国近代刊物中一种特定样式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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